高中生怎样研究人类？我在人类学田野营的见闻与反思 | 正午

J惊讶地发现，田野营的主创人员竟然都是高中生，随着项目的展开，她心中的不解和悖谬不减反增。田野营本质上是一场精英的游戏。

采访 文| 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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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第一次听说 “人类学”，是在高中。当时她爱看美剧《识骨寻踪》（Bones），女主角Temperance兼有考古人类学家和法医的双重身份，博闻通识，对“人”有深刻的洞察——不管是破案中的凶手和被害人，还是几百年前的人——这让S钦羡。她是一个理科生，最喜欢的学科是物理和生物。在她的字典里，人类学是神秘且遥远的存在。周围的人们也普遍认为，人类学“很离谱”、不合常规。——研究人、研究人类！距离感衍生出荒诞感和某种特殊的吸引力，让S“总想向人类学这朵云张望”。

关于人类学的一些碎片冥冥中从她的生活褶皱中抖落出来：在刷托福真题时遇见以考古和人类学为主题的听力阅读，好朋友盘算着在申请国外大学时选择人类学或社会学专业，偶然读到一本《天真的人类学家》……

或许，所有的疑惑、欲望都彼此相连，是同一头大象。“去看看其他人”，在这种单纯愿望的驱动下，S报名参加了某组织在四川泸沽湖举办的人类学田野营。田野营的宣传文案写着，这是“非盈利项目”，单人报名常规价为7580元，早鸟价7280元。

S对“做田野”只有模糊的理解。“大概是把自己扔到一个和自己挺不一样的群体里面，努力融入当地人，试着做到看他们所看，想他们所想。然后回来写书、写paper”。而“人类学”与“做田野”是一对孪生子：要体验人类学，就得去做田野。

2020年冬天，S乘坐飞机，中转昆明，到达泸沽湖机场，和几位参加田野营的同学汇合，一起坐车前往当地的客栈。山路十八弯，S晕车得厉害，没忍住吐了。但当地的司机大叔并没有怪她，还在抵达后帮忙提行李，让她既愧疚又感到温暖。

到达当天她就去泸沽湖坐了船。泸沽湖湖水清澈，湖底的水草隐约可见，水上有一种圆圆的海鸥和泸沽湖野鸭子。太阳火热，湖水冰凉，她感到“被泸沽湖治愈了”，这一次是心理晕乎。在泸沽湖的第一顿饭更是“好吃到惊呆”，这颠覆了作为江南人的S对川菜的一贯印象。接下来，学员们和田野报道人（informants）见了面，听他们讲自己的两个名字（汉名和喇嘛/达巴给起的名字），自己的经历（新东方学厨，韩国人餐厅打工，学喇嘛等等），在烟味、水煮肉片和麻婆豆腐的味道中，与当地人建立了初步的连接。

会面结束时，天已全黑，道旁没有路灯，从洛洼村走回五支落的路一点都看不见。但是一抬头，却是满天的银河璀璨，S“不能控制自己的嘴巴发出感叹”。黑暗中，她听见同行的人也都被赤裸裸的星空震撼。

田野营约有15名学员，来自各地、背景殊异，大多是准备出国的留学生或已在读本科的学生，城市生活经验多于乡野。营地选址的泸沽湖，位于云南省与四川省交界处，周边主要居民有摩梭人，彝族人和普米族人，宗教信仰主要是本土的达巴教与藏传佛教。在泸沽湖周边村落，尽管旅游业受到疫情的影响，但当地人依然能靠农业维持生计，家家户户蓄养牲畜、种菜种玉米，这令S感到新奇——她从未见过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活。

在随后的营地期间，每天的日程基本相似：晨起吃饭，大家集中开个早会，分享彼此的发现和见闻，田野营导师作一些评论和指点；随后整个白天，学员们分组进行自由调研，晚上偶尔会有观影活动和Office Hour。每天学员们都要整理田野笔记，并构思研究主题和问题，为最后一天的结营展示做准备。

S常和同组的伙伴们去农户家帮忙干农活、收玉米，一边努力找话题跟人家聊天，最后常常被热情好客的主人留下来吃“baba”（一种面食）。除此之外，秉持着“生活即田野”的原则，她到任何地方都不忘和不同身份角色的人“尬聊”，把看到的有趣的有意义的都拍照，写笔记——“没什么章法”。在这一过程中，S发现，泸沽湖摩梭人好像已经习惯“被研究”了，且很乐意对外人讲述。如果带着“pabo”（拜访的礼物）去上门做访谈，当地人基本上都会了然，主动询问他们是不是来做研究的。

浸润在“异文化”中，S慢慢对当地有了更深入的观察：此地的摩梭人似乎处在传统和现代化的夹缝之中，在“开发、繁荣和富裕”与“保护、自然和原生态”的两端犹疑着。S曾在一位当地女孩家里帮着印经幡，这女孩和S聊起别的村落，说永宁种高原红米，那边的摩梭人比这儿更传统，保留了原始的族群风貌，言语流露赞叹之意。过了一会儿，她对繁华的达祖村又流露向往之情，似乎对处于中间状态的本村落并不那么满意。

营员们随后也去了云南的泸沽湖参观游览。那是一片开发得较为彻底的湖区：钢筋水泥的屋子、平坦的路，几乎是现代化旅游景区的样子。相比之下，四川湖区采取的是保留传统摩梭风貌的政策，因此在房屋修缮和风俗传承上有更严格的规定，例如不让修现代的冲水厕所、禁止建二层楼等等，这让四川泸沽湖看起来“更摩梭”。这一切，让她朦胧地捕捉到发展叙事与不同文化保护策略背后的纠结。

他们最后确定的选题是“四川摩梭人的身份认同”。导师提醒S，在宏大概念之外，更应该关注“有血有肉的人”。因此他们开始将研究对象聚焦在个体上，想要通过“有血有肉的个体”以小见大。S意识到，人类学和其他社科不太一样，不以数据和分析见长，“没有把人拆成零件，也没有虚拟成数字”，而是有一种鲜活的生命感。

S曾听过一句话，田野或者学习人类学“能够体会到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信仰不是唯一的标准答案”，能够从远距离回望自己所沉浸其中的习以为常的文化。

就田野营本身而言，似乎离真正的人类学研究还有一段距离。S发现，“以前旅行过那么多次，这次才算是‘深度游’。以前最多是去博物馆、美术馆，这次因为田野任务在身，在村子里都出名了，和附近不少人家都聊过笑过。感觉很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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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是国内某985高校的本科大三生，之前就对人类学有一些了解，计划跨专业申请人类学硕士。某一天，她在搜索人类学相关的关键词时无意中发现了某田野营主办者的公众号。当2020年的招生推送跳出时，她尝试着报了名，支付了5980元人民币。一方面想收获一段田野经历，另外也想弄清楚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人类学。

原本，该田野营项目的地址是在云南澜沧拉祜自治县的景迈山。但由于疫情封村，项目主办方临时将田野点改为西双版纳的傣族园景区。得知田野点的变更，M下意识地皱了眉头，她发现这个新的田野点太过商业化：傣族园是人工围成的五个村子、是官方规定的景区，进入得收门票，当地人早已习惯了走马观花的观光客，随处可见特产店和民宿。

不管怎样，M还是踏上了田野之旅。在傣族村落中，她尝试以外来者的身份去融入、倾听和理解。行走在村中的小道上，她观察着宗教建筑和日常生活，试着和各式各样的人搭话：卖椰子的老奶奶、小卖部的老板娘、当地小学的老师、本地饭店/客栈的老板，包括汉族和傣族。

M将做田野的感觉形容为“戴上了眼镜，或者是多了感知的触角”，因为会用更不同的、趋于复杂的视角来观察周遭的人和事物。“之前听人讲话可能只是听某个人言语的内容，但在田野中，我会学着去关注Ta的语气、口音、停顿、表情、皱纹、Ta的服饰、背景，Ta想告诉我或者不想告诉我什么，这促使我更细致入微的去观看和思考。”

另外，傣族村落中的居民并不是田野营的场域中唯一的”他者”。M敏感地觉察到，自己也或多或少作为“他者”。

首先，她的年龄在一众未成年的高中生中显得鹤立鸡群。在报名前，M以为参加者大学生会比较多，没想到是高中生居多。她惊讶地发现，参与者和组织者年纪都很小，“他们精力很充沛，很有创造力”。其次，这些参与者和组织者虽然都是高中生，但大多就读于国际高中，或即将入读海外名校。而M则是来自普通公立高中，不同成长轨迹的对比给她提供了一个思考的契机。

M发现，他们有很强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行动力。“这些soft skills可能是普高—国内大学路径的大多学生在高考之后才慢慢有意识的培养，但对他们来说，这些技能却是一种训练的结果，是一种必备的能力。他们在智识和情感上的成长似乎都更快。”

田野营开营仪式上的自我介绍环节，便令M印象深刻。“当时有好些小朋友谈到自己会Gap year（间隔年），去探索自己想做什么。我觉得他们很有行动力，也很果敢，会努力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也会知道要给自己时间。就我的经验来说，普通-国内本科的路径的学生很少会主动提出要gap的想法，大家很害怕落后于某个标准的timeline，不敢给自己时间停下来休息和思考。……我们似乎都一直被迫奔赴下一个关口，即使你真的要去gap一年，探索人生意义，很可能被别人觉得你是不是之前其他事情都没做好。反正大家很难停下来，也不断劝说别人不要停下来。”

3

对于J而言，参加田野营并成为一名导师，完全是误打误撞。五月的某天，J无所事事地刷着微信公众号，偶然看到某个田野营项目在招募导师。抱着给自己找点事做、顺便梳理一下人类学知识体系的心态，她报了名。何不用一场公费旅游填满疫情纾缓后的首个夏日假期呢？几天后，J收到了来自项目举办方的回执，得知自己从五十余位候选人中被筛选出来，成为导师。

经过线上沟通、试讲、签合同等流程，J惊讶地发现，项目主创人员半数未成年，都是高中生。师友们听说J要参加这个田野营后都表示担忧，说这个组织前所未闻，资质未知，会不会是个精心设计的骗局。好在随后一切顺利，田野营正常举办，J开始了传道授业的短暂生涯。

在教课之余，J持续用余光打量着这个营地及参与的人群，心中的不解和悖谬随时间推移不减反增。她看见，在田野营中，学生们逐步习得并表露出了人类学家的状态：在路边的小板凳上一边吃鲜切水果，一边和水果店老板娘搭讪；与当地傣族小哥相约开车去吃傣味烧烤，并以此结识其他傣族年轻人；购买和穿戴傣族服饰；尝试与斗鸡场边观看的本地男性聊天，屡败屡战；清晨三四点起床去寺庙参加“关门节”仪式，跟村中老少男女一起念经、滴水、纳佛，如此等等。

与此同时，这种看似深度参与的姿态，与真正意义上的“进入田野”似乎仍有距离。在碎片式的经典田野场景之外，有好几位同学和组委同时在上网课。J时常看见有学生坐在吊脚楼下努力联网，跟外国的教授和同学开视频远程讨论；或是干脆在房间中闭门不出，翘掉集体活动。某天深夜，几名学员在民宿里聚众喝酒、喧哗，直到凌晨两三点，吵得隔壁栋居民无法入睡，随后成为邻里几户人家的谈资；有一位学员醉酒呕吐，弄脏了客房的地板，引得民宿老板连连抱怨。无论是行为习惯还是生活作息，这群年轻学生都显得独树一帜。

在与田野营的发起者打交道时，J逐渐意识到，她们对人类学的认识实则十分有限。在一门高中选修课之外，她们对人类学没有额外的兴趣，也不打算在本科继续人类学专业。其中一位甚至直白地说，她因为办田野营“被人类学劝退”。

田野营的实际运行更接近于披着学术外衣的文化旅游：课程与田野基本处在脱钩状态，学生们只能用朴素的直觉来发问和研究。开营前没有专门负责人与导师协商授课内容和时间安排，主创们对于田野营想达成的目标也不明确，甚至无法找到一个标准来评估课程设置。年轻的组委们在组织管理上也缺乏经验，比如，主办方最初要求每位同学每天上交田野笔记，但在随后的营地期间并没有持续督促，最后不了了之，同学们做田野和写笔记也日益倦怠。

田野营开始几天后，有位同学在office hour特地告诉J，她不喜欢人类学，没有兴趣了解居民的日常生活。她所期待的异域风情和怪力乱神，似乎也被稀释在了官方打造的符号化的民族旅游宣传画中。她“不知道去强行找路人聊天有什么意义”，她搞不明白“这个田野营的目的是什么”：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对一方水土、一片人群有深刻认知几乎是不现实的，而做结课展示也就成了最终也最实际的目的。

也有同学苦恼地向J求助，他们有“社交恐惧症”，对于开口和陌生人搭讪有心理障碍。其实，除了少数对人类学有兴趣、对田野也充满热情的同学，其他人基本上都以某种方式“混”完了全程。

心不在焉的田野背后，是主办者和学员所处的阶层与当地人所处的阶层之间的落差以及文化隔阂。J评论道：“毫无自觉的小人类学家们注定只能与当地产生一种‘悬浮式’的关联。”

J认为，“对年轻的学生们而言，田野点是一个去阶级化的异域，不能与他们身处其间的社会结构相勾连。就算研究了当地居民生计模式的变迁、产业结构的转型，但作为田野研究者的自身并不在地，不属于这一方小世界的有机构成。”

她发现，参与田野营的学生，或是对人类学抱有好奇心态，或是只想进行一场深度旅游、放松身心。就实用目的而言，田野营这段经历可以成为留学申请材料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于是，田野不再是一个互惠的、交互的过程，而是对他者的片面汲取。

田野营之所以能够在近年来兴起，是因为它许诺了一次流动的体验。在一篇对营地项目和留学行业的分析文章中，J写道：“流动意味着空间上的位移，经验的比较和新经验的汲取；流动意味着时空的变化，与参差多态的文化形式的相遇，以及在自觉的比较与反思中收获的启迪；流动还是一种权利，精英高中生流动之频繁顺畅，隐喻着社会流动之迟滞艰难。正是不息的流动，给准留学生们提供了积淀和思索的契机，为他们换取了国外顶尖教育的入场券。教育流动和教育相对优势依赖于家庭资本。田野营以及其他的流动经验，本质上是一场精英的游戏。”

——完——

作者王言，现社会学学生，准人类学学生。

题图，四川泸沽湖格萨古村，“老祖母”研尔拉珠玛讲述泸沽湖的变化。
作者/来源：王磊/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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